林梧桐先生的成功之路(一)

  引 言

  校主丹斯里·林梧桐先生(1918-2007、10)是马来西亚着名企业家、慈善家,云顶旅游度假胜地创始人,世界着名华人,被称为马来西亚“赌王” 。在2007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全球富豪榜名单上,林梧桐先生以43亿美元的资产位居第204位,是马来西亚第三大富豪。林梧桐先生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恋恋不忘生养他的故乡,他多次回乡谒祖,回报桑梓。林梧桐先生在家乡蓬莱镇捐资5300万元创建“梧桐学园”,在安溪捐资体育场、医院、公路等公益事业,累积捐资达1亿元人民币。

  成长是一个过程

  成长是一种战略

  成长是艰苦磨砺

  成长是持之以恒

  成长是春雨润物

  成长是心灵的感悟

  成长是一首流淌的歌

  这里催人奋进,这里是成功的起点!

  这里孕育生机盎然,这里孕育无穷力量!

  这里倾吐成长的奥秘,这里能分享成长的喜悦!

  这里将启迪同学们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一)艰苦奋斗 诚毅创业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1912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的帝王统治,此后中国进入数十年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我出生在安溪县蓬莱镇联中村,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过着平凡而普通的农村生活。

  小时候,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却充满了欢乐和温馨。六岁时,在父亲的督促下念《四书》、《五经》、《三字经》、《唐诗三百首》等古诗文。课余时间,经常跟着父亲到彭墟街边卖菜种、茶叶和其他物品,还常常跟随父亲翻山越岭到邻县永春去卖菜种。对小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还算有趣而愉快吧!

  “天有不测风云。”十六岁那年,父亲不幸逝世,家庭生计陷入困难,我被迫辍学。身为家中最大的男丁,我别无选择地挑起养活一家七口人的重担。熬过丧父的悲痛之后,我接手经营父亲创办的小生意。还清楚记得当时我向父亲的亲友借两元钱充作购买菜种的本钱。一开始做生意便发现,跟在父亲背后是一回事,自己独当一面又是另一回事,困难重重,不知要怎么办。第一天到永春兜售菜种,竟然连一单生意都做不成。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唉声叹气,眼泪禁不住籁籁而下。时至今日,仍然忘不了当时那种啮啃内心的羞辱和挫折感。

  夜阑人静,心情稍为缓和,我想起父亲的许多老顾客。“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帮帮忙呢?”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永春找上一位以前经常光顾父亲生意的老妇人,央求她给我介绍一些顾客。承蒙她热心帮助,当天就把菜种卖完了。算算钱,除了两元的本钱,还赚了二元八角。

  卖菜种的生活是清苦的,一大早就得摸黑出门挨家挨户叫卖,每天得走好几里的山路,有时要翻山越岭连走好几个村落。若干两年后,我存了一百多元,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数目了。还清了父亲生前欠下的七十二元,心里感到轻松无比。

  1963年较后时,我向彭亨州政府申请云顶森芭的土地,供开发旅游胜地的用途。文冬县县长叫我直接与联邦政府接洽,因为联邦政府已有计划要把有关的土地发展成旅游胜地。

  在丹斯里哈芝诺的引荐下,我拜会了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会谈的气氛融洽。东姑耐心地聆听了有关把乌鲁加里山发展成旅游胜地的构想后,表示政府的确有意要发展乌鲁加里山,但碍于某些问题,不得不把计划暂时搁置。问题之一,是首先必须从山脚兴建一条通往山顶的公路。这将是个艰巨的工程,根据公共工程局的初步估计,得花上整十五年的时间。再者,马来西亚正好面对印尼的对抗,在这时候拨出巨款来推行度假胜地计划,肯定会给反对党机会借题发挥。因此,政府觉得最好是交由私人机构去推行这计划。对东姑来说,我的献议显然来得正合事宜,因此他叫我去准备一份有关的计划书。

  我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把计划书准备妥当。东姑过目后表示赞赏和认同,说我可以着手进行。

  1965年4月27日,丹斯里哈芝诺和我成立了云顶高原私人有限公司。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们分别向彭亨及雪兰莪州政府申请四千九百四十公顷和一千一百一十公顷的永久地契土地。

  在东姑的推荐与支持下,彭亨州政府很快地就批准了我们的申请。可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却只同意批准九十九年的地契给我们。我去见拿督哈仑,向他解释为何我们需要永久地契。我说在荒山野岭兴建道路、酒店、雇员宿舍和水电等基础设施,起码需要三、四十年时间和大量的投资。如果只给九十九年的地契,这意味在完成整个发展计划后不久,我们就得把一切奉送给政府。

  我也表示,如果雪兰莪不答应给我们永久地契,我将别无选择,只好发展位于彭亨州那边的土地。这将让彭亨在金马仑、福隆港及南中国海沿岸许多美丽的海滩外,又多添了一个旅游胜地。到时候,只有摩立这个充满泥泞的海滨的雪兰莪,将会在旅游业方面被彭亨抛到更远的后头了。听了我一番解释后,拿督哈仑终于答应向州政府推荐批准我们的请求。

  把计划认可及土地申请这两项重大课题解决之后,当初要发展一个高原旅游胜地的心愿,已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一个等待我去实现的具体目标了。

  1965年8月8日,我率领了一队技术人员和工人,展开筑路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拟出一个包括道路、酒店、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等的发展蓝图。云顶高原的发展终于上路了。

  发展计划的首要任务,是从山脚兴建一条长二十公里、通往乌鲁加里山山顶的道路。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在六年内把路筑好。工程刚开始,我就感觉到这项任务,诚如东姑所言,是极为艰巨的。然而我毅然告诉自己,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勇往直前,直到山顶为止。

  同公共工程局官员多次接触中,我获悉政府在发展乌鲁加里山的原本计划中,打算在半山腰兴建一座电讯塔。我想,既然我建的路直达山顶,如果他们把电讯塔改建在山顶,效果不就更好吗?于是我向政府提出建议。他们认为是个好主意,同意了,也答应在我完成山路后给我九十万元的津贴,条件是我必须在三年内把路建好。

  这是个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从政府初步估计的十五年,我己把筑路的时间减到六年了,他们竟然还要把它再缩短一半,工程的艰巨可想而知。

  我咬咬牙,接受了这个挑战。

  既然答应了把自己原本定下的六年施工期减半,我也做出相应的调整,把员工分成两班,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星期七天不停地轮班工作。这样的密集式操作在现在并不稀奇,但是在六十年代可不常见。

  我将工作队伍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在前方进行测量,另一组则在后方砍树、推泥和筑路。从文冬旧路二十英里处,我们首先建设直达半山腰的十二公里路段。我们的策略是在半山建立一个中途站,就地取材,充分利用那里的丰富花岗岩作筑路石料的来源。从那里,我们再完成绕上乌鲁加里山山顶的其余八公里路段。

  为了省时省力,我们在山林里建起临时宿舍。遇到工地附近有山洞,我们也不介意做穴居人,就在山洞里住宿。有时,我还和工人们在工地上过夜。开山辟路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工人甚至还和老虎见过面呢!

  除了全面投入工作外,我还动用了我的家族公司,即建发实业私人有限公司的一切设备和资源,包括铲泥机、拖拉机、打风机、拉石机、卡车等等。这些重型机械替云顶开发公司省下了不少资本。可是六十年代的机械并不像现在的那么先进,加上山势险峻,工程的进度相当缓慢。

  在筑路的工程中,我兼任总经理、工程师、司库、劳工等职位,并处理和解决一切突发的问题。一人做主的好处,就是在作决定时,我不需要去征求别人的同意,因此省下了不少时间,使工作进行得更顺畅。

  我经常会在山林里的工地上出现,头戴着竹叶做的笠帽,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回家时总是一身脏兮兮的。佣人都觉得奇怪,问我太太,我到底是当老板还是当苦力的,为什么每次出门都弄得满身泥浆回来?

  日夜打拼的结果,我们终于在三年的期限内完成云顶的第一条公路,取得政府承诺的九十万零吉筑路津贴。这笔钱在当时是个很可观的数目,对我们的工程有极大的帮助。这条公路的完成使我发展云顶高原的计划又跨前了一大步。

  在开发云顶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亲自到场监督工程的进展。然而涉足危机四伏的工地,有它的一定危险性。在兴建云顶公路及其后来的建设过程中,我曾经遭遇过六次的意外事件,几乎丢了性命。能够活着重述当时惊险的经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第一次的意外事件,是发生在云顶公路二英里半处。当时大家都在忙着,有的在测量,有的在砍树,我也在一旁帮忙。忽然间,一棵被砍下的大树从山坡上“呼–”的滑落下来,直冲向我差一点把我撞个正着。我很幸运地逃过这一劫,只是肩部蒙受一点轻伤。

  第二次的意外事件,是发生在云顶公路五英里处。当时我正驾着一辆吉普车沿着山路视察工程的进展。岂料到了一个山崖陡坡,车子竟然失控后退,我紧急刹车,幸好车头停在公路上,可是两个后轮已吊在山崖边。我赶紧从车里爬出来,捡了一条命。

  第三次意外事件,是发生在云顶公路的七英里处。我当时也是驾着车子要爬上一个斜坡。正要转弯换档的时候,刹车器一时失灵,整辆车子急速后退。在这危急关头,我及时摆动方向盘,让汽车撞向公路内壁,自动停下来,才不致掉落三、四百尺的山崖而粉身碎骨,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

  第四次的意外事件,发生在云顶直升机场旧址。当时己夜幕降临,我们还在忙碌着。忽然间,我和六个工人及一架推泥机的所在地方发生土崩。眼看脚下的泥土急速移动,我只有顺势奋力横向跳开。回头一看,其他人也都迅速跑开,安然无恙,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假若当时我们反应得不够快,肯定会随着泥崩冲泻到八、九十尺深的山谷下被活埋了。

  第五次的意外事件,发生在云顶山路六英里处的工地。当时一辆拖拉机正在推倒一排竹树。忽然一棵三十多尺高的竹树朝着我的方向劈头倒下来。我闪避不及,被击中头部。幸运的是我那天戴着助手几天前才给我买的钢盔,而不是我一向在工地惯戴的草笠帽,只是头脑一时被撞蒙一下,否则脑袋一定开花。真是幸运!虽然如此,猛烈的撞击力还是使我牙齿咬到舌头,流了不少血。

  第六次意外事件也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附近。当时我在场监督施工。一架推土机正在进行清理工作,没想到工地上有一根二十多尺长的大杉木,当推土机的轮子碾到杉木的一端时,这根杉木的另一端迅速翘起,向我横扫过来,打中了我的腰部,剧烈的疼痛使我一时失去知觉。所幸没打中我仅存的左肾(右肾早在十多年前因发现了一粒恶性瘤而被割除了),不然的话,我的命也就不保了。

  在云顶高原的高山峻岭中施工建设,难度高,危险性也大。我本身就几经凶险。但值得庆幸的是,从一九六四年开辟公路到云顶以及整个云顶设施的建设过程中,除了一个建筑工人意外失足从十四楼坠下身亡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工地意外死亡的事件。我要感谢清水祖师的庇佑,让我平安地把云顶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云顶本来是准备在一九七一年正月开始营业的,可是吉隆坡却在那时候发生百年来罕见的水灾。连绵大雨也导致云顶公路的一百八十个地点发生土崩。我们花了三、四个月才把整条公路修好,使它能够真正安全通车。云顶稍后在五月八日正式开始营业。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